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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经常被人们讨论：普林就是一个仇视戏剧的大群体的代言人。
实际上，公共戏剧舞台在17世纪30年代受到的压迫比60年前要少。
普林的主要目标是慢慢改变以亚米纽派（Arminian）教义为代表、由大主教劳德（Laud）倡导仪式的天主教。
但他所说的真正有价值的话比他自己认为的要少。
通过挑选舞台，将其用作他那冗长的关于民权（实际是新教权利）滥用的布道讲坛，通过将舞台和王后联系在一起，强调了宫廷对戏剧的兴趣。
他常常重复的话是“女演员，臭名昭著的婊子”
，并以此言攻击王后及其女伴。
这也是在对其传讯时被引述的众多话语之一。
对普林的审讯和之后的惩处使其从一个扫兴者变成了一个大受欢迎的英雄，但有关戏剧与宫廷结合在一起，共同反对清教徒教义这一普遍观点却有诸多错误。
当时确实存在王后和国王的御用剧作家，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公开或以隐喻的方式将查理一世的个人统治与暴政联系在一起的剧作家。
宫廷戏剧与大众戏剧的分裂在17世纪30年代加剧了。
国王于1638年驱赶了其宫廷丑角阿奇·阿姆斯特朗（ArchieArmstrong），理由是其嘲弄了大主教劳德。
这一事件可以被合理地解读为宫廷与流行戏剧观决裂的信号——镇压纯洁但不守规矩的小丑。
而当各方都参与到内战中时，这些演艺界的人员中并非所有人都是保皇党人。
1642年9月下发的关闭各个剧院的命令正好与议会中某些人的极端清教主义相契合，但实际其真正目标是公共安全。
当时，国王在诺丁汉，社会秩序受到威胁，控制非法集会这一旧有的棘手难题在议会的意志中上升到了顶端。
同样，在1647—1648年间，对立法的强化也造成了第二次内战爆发之前公众的紧张情绪。
1649年1月1日，军队袭击了非法营运的剧院，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在审判查理一世前夕扫除一切可能的麻烦之源。
在王政空缺时期，伦敦的各大剧院仍然偷偷摸摸地继续表演，由于议会认可关闭剧院并非其当时的政策重点，这种暗中表演并没有引起多少问题。
中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在其他最具戏剧性的事件中）就是处决查理一世了。
J.P.凯尼恩（J.P.Kenyon）将其称为“一出伟大的巴洛克式戏剧：由军队大张旗鼓地登台，其主角华丽地撑住了台柱”
。
他可能将这部“戏剧”
的演员阵容名单扩大到包括处决国王的刽子手理查德·布兰登（Ridon），此人也是他进行最后联袂演出时的搭档。
“我认为，当他们最后一次摧毁这座城市的舞台时，”
柯莱·西博（ColleyCibber）在其致力于《爱造就人》（LoveMakesaMan，1701年）的创作时写道，“他们在宫廷搭起了绞刑台。”
公开处决和戏剧之间的关联性是普遍存在的，将处决搬上舞台是为了教诲观众。
处决是在戏剧中受教的节日，当处决国王的令状签发之时，克伦威尔和亨利·马腾（HenryMarten）就像悲剧结束时剧院的小丑一样，往彼此脸上涂墨水。
舞台和贵族之间古老的结盟看似要永远分崩离析了。
“除了征服者威廉上校之外，谁是英格兰之主？”
一个议员问，“或者除了他的少校们之外，谁还能成为男爵？或者除了他的海军上校们之外，谁还是骑士？”
社会等级的瓦解可能将戏剧还给了民众。
在那些事业跨越了王政空缺期的卓越的演员中，迈克尔·摩恩（MichaelMohun）是一名少校，而查尔斯·哈特（CharlesHart）则是一名中尉，他们都服务于保皇党军队；在这支军队中，他们反抗奥克利（Okey）上校（原来是一名牛油蜡烛商），以及贝利（Berry）少校（原来是一个钢铁厂的职员）。
但是这场民众暴动更多地针对的是教会和国王（最初于1647年爆发），而非戏剧和演员。
当剧院最终被恢复重建时，戏剧还是不属于民众。
有一些间接性证据（但受到争议）证明，透视性舞台布景在这些剧院关闭之前就已经在职业舞台上使用了。
宫廷的舞台风俗与公众剧院的舞台风俗之间的某些互动是可能的，尤其是在1640—1641年间的短暂时间——当时达文南特还在管理可可皮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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